最近,人民日报呼吁“同志”称呼重归主流的消息,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,在社交媒体激起层层涟漪。有人说这是“时代的回响”,有人怀念“那声亲切的呼唤”,也有人好奇:这个听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的词,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?
“同志”二字,远比我们想象的古老。早在春秋时期的《国语.晋语四》中,就留下了“同德则同心,同心则同志”的记载。那时的“同志”,它不问身份高低,只看志向是否相合。
魏晋名士嵇康在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里,曾用“同志”称呼志同道合的友人,字里行间满是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的狷介。在漫长的古代社会,这两个字更像一枚隐秘的徽章,悄悄别在那些拥有共同理想的人胸前。它不是官场的客套,也不是市井的寒暄,而是灵魂与灵魂的确认:你我所求一致,便值得以“同志”相称。
当历史的指针拨到19世纪末,“同志”开始染上滚烫的时代温度。1893年,梁启超在给友人汪康年的信中,第一次将立志变法图强的同伴称为“同志”。这简单的两个字,突然有了刺破黑暗的力量---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,它代表着“救亡图存”的共同信念。
展开剩余78%孙中山先生更让“同志”成为革命的号角。1925年,他在《总理遗嘱》中那句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”,让这两个字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。晚年的孙中山致信苏联共产党人时,开篇便是“亲爱的同志”,跨越国界的革命情谊,在称呼中流淌。那时的“同志”,是战火中递来的一把枪,是刑场上相视一笑的默契,是明知前路艰险却依然同行的勇气。
1921年,嘉兴南湖的红船上,党的一大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》郑重写下:“成为我们的同志”。这短短七个字,为“同志”注入了全新的灵魂---它不再仅仅是志同道合的象征,更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身份标识。
毛泽东同志在《纪念白求恩》中,用两个“极端”为“同志”精神画像:“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,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”。在延安的窑洞里,在西柏坡的油灯下,一声“同志”意味着生死相托的信任。彭德怀与战士同吃一锅饭时,战士喊他“彭同志”;周恩来深夜批阅文件,警卫员端来热茶时轻声说“周同志,歇会儿吧”。这种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称呼,让等级消弭,让初心显形。
1963年,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题词传遍全国。此时的“同志”,早已超越个体称谓,升华为一种精神符号。在工厂车间,师傅对徒弟喊“同志”,是技术传承的郑重;在田间地头,农民对干部喊“同志”,是鱼水情深的自然;在校园课堂,老师对学生喊“同志”,是理想信念的传递。那是一个“同志”满天飞的年代,却也是人心最贴近的年代。
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重申“党内一律称同志”,这几个字背后,藏着深刻的时代考量。曾几何时,“某总”“某局”的称呼在党内蔓延,官职化、江湖化的称谓像一层无形的墙,隔开了心与心的距离。重申“同志”,就是要拆掉这堵墙---在镰刀锤头的旗帜下,所有党员都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友,没有高低之分,只有使命相同。
当下社会,人际交往常被功利裹挟。酒桌上的“张总”“李处”,微信群里的“老板”“大咖”,称呼的变化里藏着身份的算计。而“同志”二字,自带“去功利化”的基因。它像一把钥匙,能打开身份的枷锁;像一面镜子,照见平等与尊重的本真。当干部对群众说“同志你好”,当陌生人之间以“同志”相称,传递的是我们都在为美好生活奋斗的共识。
“同志”的回归,从来不是简单的称呼复古。它需要党政机关率先垂范,在会议、调研中规范使用,让这两个字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标配;需要教育者讲好革命故事,让年轻人知道“同志”背后是瞿秋白就义前的从容,是焦裕禄兰考治沙的执着;更需要每个人从行动做起---少些功利的算计,多些真诚的付出;少些身份的计较,多些平等的相待。
就像老党员回忆的那样:“当年喊一声‘同志’,就知道要并肩作战;现在重提‘同志’,是提醒我们别忘了为什么出发。”这两个字,穿越千年风尘,历经百年激荡,依然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因为它代表的,从来不是一个冰冷的称谓,而是一份为共同理想奋斗的滚烫初心,一种彼此平等尊重的朴素情怀,更是一个民族向着美好未来前行的精神坐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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